中国应加大开放应对贸易战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冲突正愈演愈烈。美国率先发难，对钢和铝征收高额关税，此后，美国政府又准备对1，333种中国进口商品（去年进口总值大约500亿美元）征收25%的关税，以惩罚它所认为的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的窃取知识产权的行为。中国也进行了反击，准备对一系列美国商品（价值也在500亿美元左右）征收25%的关税。为了回应他所谓的“不公平关系”，据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一组新的关税，覆盖另外1，000亿美元左右的中国进口商品。经济学家和市场分析师都在竭尽全力设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想必你很容易会去历史经验中寻找线索。但从当今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看，历史也许绝非好指南。更有用的洞见来自博弈论，它能帮助我们确定这一关税往来最终会演变为带来更多“合作博弈”（更自由、更公平的贸易）的策略姿态，还是发展成更广规模的“非合作博弈”（全方位贸易战）。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对经济、政策和市场前景造成巨大影响。

近几十年中贸易的迅速扩张产生了一个生产和消费的跨国互相依存网络。供应链的国际联系与国内联系一样多，而内需的很大一部分也需要通过部分或完全在国外生产的产品来满足。随着科技创新进一步降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进入壁垒，这些联系的发生也变得更加容易，进一步加深了已经错综复杂的跨国关系和依存。

从个体参与者和整个体系的长期健康角度，这些关系必须在被认为可信的合作方针的基础上有效运行。若非如此，就有可能导致增长和福利水平下降。因此，目前的美中贸易冲突引起人们担心会造成严重破坏，特别是如果冲突导致更大规模的保护主义和更广范围的“贸易战”的话。但这一结果并非不可避免。

国际经济互动要想良好地运转，就必须公平。对世界上许多群体来说，目前这一点并不成立。当前的情况是，几十年来几乎不受约束的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两个关键假设显得过于简单了。

第一个假设是贸易的收益天然能够被大部分人所分享，或者直接得到，或者通过增长加快的经济体的合理再分配政策获得。第二个假设是全球贸易的主要参与者――包括参与到这一进程的新兴经济体以及随后出现的全球化的基础性机构世界贸易组织等――最终会接受互惠的在基本原则，不断地逐渐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这些假设显得过于乐观，亲贸易政策的立场和可持续性都受到了影响。结果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令人瞩目地日益崛起――这一趋势导致了新贸易限制、对已有安排的重新谈判（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针对超国家机构的反对（如英国投票退出欧盟）。

那么接下来呢？按照目前的安排，国际经济秩序必须走合作博弈之路，即各参与方致力于自由公平的贸易；承诺必须可信且可证；制度要便利并监督合作；作弊者要面临有效的惩罚。

当前的贸易对峙很有可能破坏这一合作博弈，而引发带“囚徒困境”性质的非合作博弈，即自利的行为导致个体和总体双双受损。但这意味着几乎所有国家都收到损失，因此仍能避免，只是需要一些针对性的政策应对的帮助。

首先，具系统重要性但开放不足的国家――首先就是中国――应该更加迅速地解放经济（特别是要降低非关税壁垒），并遵守被国际接受的知识产权规范。此外，现有贸易安排应该按需现代化，从而更好地反映当前和未来现实，同时公司和其他从贸易中获得巨大利益的机构和个人应该抓紧采取对社会负责的行动。多边监督和协调机制――不仅包括世贸组织，也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该进行改革，G20的作用应该改进，建立一个小型秘书处便利年复一年的政策延续性。

保持合作博弈符合许多国家的利益，因此，这样的政策不但必要，而且可行。它们有助于为更公平的贸易奠定更强大的合作基础，因此这些政策也是遏制发达和新兴经济体特定群体被疏离和边缘化的必要（但非充分）措施。